浅谈湘乡精神

　　赵叶惠

　　湘乡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浅陋如我，难尽其善。试从四个方面，谈谈粗浅的认识。第一，湘乡精神的由来；第二，天下湘乡；第三，湘乡精神的主要内容；第四，弘扬湘乡精神。

　　第一，湘乡精神的由来。湘乡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自汉朝始，湘乡人在各个时期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近代以来，湘乡聚百里之才，纵横天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湘乡、湘乡人的关注。河南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王广西在《湘乡理学集团的人文精神研究》中指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有三件大事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注意。一是湘军的崛起，二是程朱理学的复振，三是桐城派散文的中兴。湘军的崛起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理学的复振影响到晚清的文化格局，桐城派散文的中兴影响到晚清乃至民国的文学格局。让后世学者多少感到意外的是，这三件大事的始作俑者，竟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乡野寒士，而且他们几乎都是湘乡人。”诚哉斯言!如果没有曾国藩及以他为中心的这群寒士出山，晚清的历史确实需要重写。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自己在多种场合讲到，虽然自己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如果不在东山学校读书，他可能走不出韶山冲。假如毛主席走不出韶山冲，历史又会怎么写?毛主席祖居湘乡，外婆家是湘乡的，受外婆一家人影响很深，现在的韶山历史上被湘乡管辖过。无论是外界对湘乡人的看法，还是湘乡人自己的认同，就是湘乡人不简单。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湘乡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湘乡人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湘乡也有很多不同的或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口音，十里不同音，全国几千个县，像湘乡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办白喜事，有的是上午出殡，也有的是下午出殡。湘乡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的人脾气性格显得急躁一些，有些地方的人则显得柔和一些。这些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在所有的同与不同中间，一定有最基本的最共同的起支配作用的核心内容，可以把它提炼归纳为湘乡精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湘乡市委提出了发扬“齐心拼搏，奋勇争先”的湘乡精神，强调的是团结、勇敢。2009年，湘乡市委进一步征求意见，通过深入探讨，将湘乡精神提炼为“公诚勤俭，敢为人先”。其中，“公诚勤俭”，来自于东山书院的校训。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公诚勤俭”这方面，湘乡人比其他地方更进一步，走在前面；二是除了“公诚勤俭”以外，还有一个勇字，即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公、诚、勤、俭、勇。

　　第二，天下湘乡。湘乡精神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植根于湘乡这片沃土，是有史以来湘乡人集体精神的结晶。湘乡历史悠久，代有人杰。湘乡博物馆馆藏了一大批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原有六件，现存四件。这里很早以前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在牛形山考古发掘的砍砸石器，距今约20万年，是湘江中下游已知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在月山团鱼山和状元洲、龙潭瓦子坪发掘了一大批陶器(鼎、盆、碗、罐等)和石器(碗、斧、簇等)，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距今约五千年。商周以降，湘乡的经济社会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在新坳的狗头坝发掘出了商代的兽面纹铜铙，重十八点五公斤。2016年，在城区三眼井发掘了一大批战国时期楚国的竹简，大部分保存完好。公元前三年(西汉哀帝建平四年)，皇帝刘欣把涟水流域赐给了长沙王刘鲁人的儿子刘昌，封为湘乡侯。湘乡之名至今已2020年了。东汉建武初年(建武元年为公元25年)，将原湘乡侯领地设置为湘乡县。从此以后，湘乡这个地方治名虽有过改变，比如说称为州、称为道，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叫做湘乡县。1986年9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湘乡县改为湘乡市。湘乡县历史上先后隶属过零陵郡、衡阳郡、长沙府、潭州府(潭州、潭州路)、湘江道。元朝元贞六年，湘乡以户过万故曾称为州，民国时期，曾为湖南省直辖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隶属益阳、邵阳、湘潭。

　　湘乡原来的县域面积有多大呢?康熙35年(1696年)，知县李玠对湘乡的地域面积及管治进行了一次丈量和划分，认定面积为“东西广两百里，南北袤两百四十里”。推算为12000平方公里。但我觉得湘乡的地形不规则，长和宽可能是以最长和最宽的地方来衡量的，面积没有那么大。到1951年湘乡析县前，面积是5526平方公里，比现在湘潭市的面积(5006平方公里)还大。李知县将湘乡划分为12个乡，44个都，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咸丰年间，当局根据湘乡的地形，划分为上里、中里和下里，大体上而言，上里在今涟源地方，中里在双峰以及娄星区，下里即现在的湘乡市。1951年析县时，湘乡有143万余人，从湘乡划出部分组建涟源县，划出双峰县、娄星区，划出一部分给韶山市、湘潭县、宁乡县。现在湘乡市域面积为1975平方公里。

　　湘乡精神的发育和发展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湘乡的教育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理学思想的学习传播，在湘乡蔚成风气。现在湘乡留下的重要文物古迹，如云门寺、状元塔、孔庙都是在宋朝兴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在黄甲岭(今一中校园)建有学宫，这是正式的官办学校。南宋时，讲学的风气兴起。湘乡著名的理学人物周奭是著名理学家张轼的弟子，建立了涟滨书室，后来发展成为涟滨书院，涟滨书室的名字由张轼亲自题写。理学家彪虎臣、彪居正父子，学问精深，深孚众望，受到理学领袖人物朱熹、张轼的器重，彪居正还担任了岳麓书院的山长。讲学风气兴起以后，湘乡吸引了全国最著名的学者来讲学，朱熹、张轼、胡安国、胡宏等大儒都到湘乡讲过学。通过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南宋状元王容，出自湘乡学宫。神童贺德英于南宋淳祐十年考取神童科试第一名，时人有诗赞曰：“京华人家惊地动，湖南童子破天荒。”宋时，湘乡人考上进士的有31人，考上举人的有115人。南宋讲学和书院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湘乡在解放初期有五大书院，即涟滨、东山、东皋、双峰、涟碧书院，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名气。宋朝的理学思想为湘乡精神的形成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个重要的时期是明朝至清朝前期，近四百年的时间，湘乡遭受了史上罕见的“堕粮”困苦。1637年，朱元璋围汉帝陈理于武昌，陈部粮食将尽，飞檄湘乡调粮。被汉政权授职参政的易华从湘乡紧急筹集了十万八千多石粮食，送到了武昌，使得陈理的部队坚持了好几个月。城破以后，朱元璋从缴获的粮册里面发现了湘乡运粮的情况，就做了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决定，以十万八千担粮食作为湘乡人今后每年的粮赋确定下来。这是个什么样的负担呢?从宋朝至元朝湘乡的人口约十万人，粮赋在三万三千石至三万五千石之间，朱元璋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把湘乡人的负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倍多。而且，朱元璋还两次派兵征伐湘乡，致使湘乡“千村血洗，万灶寒烟”。明朝初年，湘乡人口锐减，从江西迁了一大批人过来，还只有74079人。“堕粮”使湘乡人苦不堪言，十室九空。湘乡主要是丘陵山地，本来田土就少，许多人因不堪重负，只得逃荒要饭，远走他乡。到明朝万历年间，全国人口统计，湘乡只有45701人，过了约220年人口不仅不增，反而还减少了28278人，可想而知，湘乡人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湘乡残破到了什么程度!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才把湘乡的粮赋减少到52289石。所以，近四百年间湘乡人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堕粮”前后，湘乡发生了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一是洪武初年，从江西等地迁了一批人到湘乡来，包括毛主席的先祖毛太华就是从云南迁到湘乡城区菲子桥(毛主席的七世祖，再从菲子桥迁到韶山)，还有陈赓的先祖、黄公略的先祖，都是从江西等地迁过来的。第二次大的迁徙发生在取消“堕粮”以后，由于负担减轻，很多流离失所的湘乡人又回到了湘乡，包括还有外来的一些人迁徙到湘乡。今湘乡人口音、习俗、性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人口的大量迁移。到嘉庆20年(1815年)湘乡的人口达到了583205人，已是全国人口大县。可见，湘乡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长达四百年的残酷压榨、践踏，没有将湘乡人的精神压倒，湘乡的脊梁并没弯，相反还使湘乡人养成了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性格特质。挺过了“堕粮”之苦，还有什么艰苦可以吓倒湘乡人?在“堕粮”之困部分解除以后，湘乡人终于可以喘上一口气，经济社会得到恢复和发展，湘乡的人口呈爆发性增长，三十多年以后，为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与军饷。

　　第三个阶段，是清末湘军的崛起。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知识分子，以书生领山农的模式组建湘勇，编练湘军，异军突起，以一县之力，征伐遍及十八行省。粗略统计，从1852年到1864年，湘乡有十万人左右加入了湘军，成千上万湘乡人血洒沙场，这一时期，供奉在湘乡昭忠祠的战殁者达21335人。同时，也有一大批人立了军功，获得了封赏。从1852年至1871年，20年之内湘乡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可以说是人才甲天下。湘乡人以军功获得官职的有10724人，其中文职1055人，武职9669人，是名副其实的万官县。文官中，大学士总督1人，巡抚5人，布政使3人，按察使5人，道员32人，知府43人；武官中，三品以上的有2553人，其中提督182人，总兵405人，副将559人，参将557人，游击850人。这些人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此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湘乡的精英人物皆有上乘的表现。湘乡和湘乡人声名鹊起，令世人刮目相看。

　　第三，湘乡精神的主要内容。湘乡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即公、诚、勤、俭、勇。

　　一是公。它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指大公无私。即心忧天下，甘于奉献，取义成仁。拿曾国藩的话来讲是“忠义血性”的公，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公，是“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的公。这种公，常为精英人物所提倡、所示范，然后激发引导大众的血性、公义，一起为国家、民族来尽忠。这绝非虚言。且看湘乡的代表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在保民、保教、保种、保国的大是非上是如何做的。蜀汉时的蒋琬，接替诸葛亮为相。在此之前，诸葛亮以一隅之地的力量，组织大部队，先后六次从祁山出发，出征魏国，几乎年年都在打仗。每一次都没打赢。打仗打的是钱粮啊，是老百姓要从口里面节省粮食用度来满足军队的需要。结果弄得民穷财尽，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蒋琬接替后，朝廷里面的主流声音是要继承诸葛亮的遗志，继续讨伐魏国。蒋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他顶住重重压力，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不再组织大的征伐，与民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经济。这需要勇气，就是保民爱民的勇气。蒋琬当了12年丞相，那是蜀汉老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一个时期。姜维是诸葛亮指定的军事接班人，他是渴望打仗的，蒋琬尽力把工作做好，把他的欲望压制下来。可是蒋琬死后，姜维接着诸葛亮的思路继续做下去，九次讨伐中原，屡战屡败，蒋琬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元气，弄得丧失殆尽。蒋琬死后仅仅20多年，蜀汉土崩瓦解。两相比较，蒋琬的民本思想是可贵的，是大勇的表现。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编组湘军，历经九磨十难，百折不回。为的什么?为了要保教，即儒教。因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教作为其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为敌。太平军每到一个地方，所有的孔庙，所有的儒家经典，都要捣毁。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知识分子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和血脉，国家的根本——儒教面临着灭顶之灾，作为一个读书人不能不挺身而出。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为了保教安民，湘乡人在曾国藩的号召之下纷纷走上战场。从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复辟，湘乡人为了保种保国，舍生取义，有着可歌可泣的壮举。岳麓山公墓安葬着在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全国公认的英雄人物、烈士。湘乡有禹之谟、葛谦、秋瑾、龚铁铮、杨王鹏安葬在此。禹之谟、葛谦、秋瑾是在辛亥革命前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被清廷杀害的。龚铁铮、杨王鹏是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被湖南督军汤芗铭剖腹挖心枭首暴尸。这些人生活无忧，又有学识和社会影响，但他们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大义，置生死于度外。在抵抗外侮的战争，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许许多多的湘乡人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抗日战争中伏击战打得最好、战果最大的是陈赓的部队，每次都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我粗略统计了一下，陈赓部设伏击毙日军官兵达到5000多人。华北日军对陈赓恨之入骨，组织大部队企图报复陈赓部队，汽车前面挂块牌子：“专打三八六旅”，因为陈赓是三八六旅旅长。湘乡人陈赓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在关键的时候，湘乡人民族的忠义血性表现得非常突出。1940年2月，76师三名二十岁左右的湘乡籍女战士谭熙云、彭馨临、陈定亚随所部被日军围困于广西宾阳，为免受辱，三人相约自缢于山谷中，英勇殉国，被誉为“巾帼英伟”。日本人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弄一个当地的头面人物来当维持会长，用心险恶。在湘乡部分地方被日本鬼子占领一年多的时间里，真正有影响的人物，是没有出来当维持会长的。吴剑学是民国湘军三台柱之一，国民党正规部队中的军长，解甲归田在家养老，日本人多次威逼他当维持会长，他断然拒绝，被残酷杀害。杨让德留学日本，当过奉天模范监狱的监狱长，年纪大了蛰居在家里，日本人先后三次到他家里威逼他当维持会长，他次次严词拒绝，最后，日军兽兵在他家里当着他的面把祖孙三代七口人全部杀害，并残杀了杨让德。他们身上这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湘乡部分地方被日军占领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是湘乡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有一百多支，据粗略统计，在湘乡境内大大小小的战斗消灭日寇上千人。日本侵略军对湘乡人的报复是非常残酷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我给政协主席提了一个建议，建议政协专门出一本书，找在世的老人家，口述日军暴行，一一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其次，是指公平公正。湘乡人特别强调公平公正，民间有不少这方面的俗语，如“公道杀人，死而无怨”，“一碗水要端平”，“三个钱买个烧饼，要分个厚薄”。要是事情做得不公正的话，湘乡人就会说：“肯信咯哒乱弹”，“就不套咯哒恰”，“不理咯哒八斗”(斗：量器，十斗为一石)。

　　其三，是先公后私。东山书院正厅，有副对联叫做“公毕方将私治，师严然后道尊”，是当时湘乡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对老师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湘乡人立身处事的标准。

　　二是诚。湘乡人非常看重诚。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的态度，专心致志，认真负责，不苟且，不推诿，不取巧；一是对人的态度，实心实意，忠厚待人，不敷衍，不装奸，不虚伪。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或亏待他人。湘乡人喜欢讲：“做老实事，做老实人”，“世上只有亏好吃”，“信得过我，脑袋给你当凳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湘乡人喜欢忠厚肯干、心直口快的人，不喜欢投机取巧油嘴滑舌的人。很多年以前，因为湘乡有经常告状的人，有人在大会上批评，说湘乡人如何如何，好像湘乡人就不顾大局，不讲感情。我对这位同志讲，湘乡人有几个特点：第一，湘乡人重感情；第二，湘乡人佩服有本事的人；第三，湘乡人不排外；第四，湘乡人执着，肯干事干得成事。偏执，不讲道理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在大会上讲要防止给人以偏概全的印象。这位同志欣然接受。过去湘乡的士大夫，把诚意正心作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功来研习，有的造诣很深。曾国藩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他把诚归结为三类，一是“血诚”，强调的是忠义血性，指对国家对朝廷的态度；二是“拙诚”，看似有点笨拙，但是真实无虚，既用来指对事的态度，也用来指对人的态度；三是“朴诚”，朴实、自然，常用来指对人的态度。罗泽南有“湘军之父”之称，他对理学的研究深受曾国藩的敬重，对诚的实践，无不令时人钦佩。称他为“湘军之父”，可以说名副其实。因为罗泽南是湘军理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湘军集团的重要将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濬等都是他的弟子；湘军的前身团练、乡勇是罗泽南带着他的弟子练成的；他也是湘军早期的一名悍将，堪称曾国藩的左膀右臂。罗泽南未出山前，家境贫寒，屡遭大难。从1821年他十八岁到1831年二十八岁，家里前后死了九个亲人，妻子眼睛都哭瞎了。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的一件袍子有一年来来回回典当过好几次，只为换一点米。一般的人遭遇这样的情况，恐怕精神早就垮了。罗泽南难能可贵的是，无论什么样的困苦，无论什么样的变故，都不能把他压倒。他一面料理家事，一面专心向学，矢志不移，“不忧门庭之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忧无求以济天下”。他是湘军早期最重要的将领，看似手无缚鸡之力，但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令强敌闻之色变的悍将。军旅之中，他非常重视学习、教化，是上马杀贼，马上读书，下马讲学的儒将。

　　在党领导的革命和战争中，湘乡多赤胆忠心之士，如黄公略、沈春农、杨幼麟等。黄公略是井岗山时期红军的重要将领，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国民党千方百计诱降，蒋介石专门派他的堂兄中将参议黄梅庄到井岗山去劝降。黄公略没有见黄梅庄，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决定，大义灭亲，不仅断绝了蒋介石的妄想，更重要的是坚定了红军将士的信心。

　　湘乡人认定了的事情，执着坚持，常常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山枣镇洪塘村有一个村民叫做李同尧，原来是无地的农民，解放后，分了八分田，非常高兴。后来搞合作化、人民公社，要把田地收归集体，他坚决不同意。有关方面对他骂也骂了，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明的暗的手段用尽了，他就是死也不交田。有人就说，你咯样犟，看你老了怎么办，莫想吃“五保”。这个人单干作田二十多年，到1971年七十岁时，可能估计以后身体不好了，或许别人要拿吃“五保”之类的话来说他，他不愿意，就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吊死了。他是那个年代至少在湘乡县是唯一坚持单干的人，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的，但现在来看，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坚守也是可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小岗村人的集体包产到户的行为还更难得。

　　三是勤。湘乡人的勤奋、吃苦耐劳是有目共睹的。这与湘乡遭遇“堕粮”之苦有关。在长时间内，湘乡人为了生存，只得在荆棘丛中讨生活，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在道路曲折的丘陵山地甚至高山上，凡是能种上庄稼(湘乡人称为生芽)的，都开垦出来了，湘乡到处都有几十个平方甚至几个平方的坵块栽种水稻，被称为“蓑衣坵”“斗笠坵”“手掌坵”。湘乡俗语中有很多是和勤劳的行为习惯有关的。如，“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菩萨冒系裤就要起来”，“勤耕苦力般般有，依稀浪荡事事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总结的曾家家训，其中有“八宝”，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前六宝，都是一个勤字。曾家对勤的高度重视，是当时湘乡农家的一个样板。湘乡人的勤，在家体现在修身、立业、兴家上，在外，体现在经营事业以至治军治国上。曾国藩统帅的湘军规定，天还未亮就要起来操练，帅府工作人员包括曾国藩在内早起处理完相关事务，吃了早饭，天还未大亮。湘乡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生存能力强，改造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很强。湘乡人就像“革命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只要有茎节沾土落水，就能存活，而且生长旺盛，蔓延极快。湘乡过去水利条件很差，长期深受旱涝之苦。国家决定建设韶山灌区，在投入少、条件差的情况下，从1958年到1966年，十万湘乡劳动力是主力军，他们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水利工程。改革开放之初，月山、壶天等地的农民洗去腿上的泥巴，来到陌生的长沙城，寻找改变贫困状况的门路。很快，他们在生产米粉、炒货，经营水果、蔬菜、小吃店，开出租车等行业牢牢地扎下了根，许许多多的人因此积聚了不少财富，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变了人生轨迹。几十年以来，湘乡人一直在这些行业独占鳌头。但是这些行业也是非常辛苦的，一般人吃不了这样的苦，就是做也坚持不了多久。深圳湘乡商会的朋友说，在深圳工作的湘乡人有十万，各行各业都有湘乡人，而且都干得不错。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蕴藏着无限的希望，对于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的湘乡人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不少湘乡人在这里成就了创业奇迹，财富神话，彰显了湘乡人的精神和风采。

　　湘乡人的勤不仅表现在通过勤劳获得相对好的生活状态，而且表现在通过勤奋努力打开进取的通道，获得上升的空间。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读书和当兵。很多有眼光的家庭，男耕女织，辛勤劳作，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培养子女。恢复高考以后，湘乡教育迎来了兴盛的局面，大批农家子弟，靠着父母兄姐，在田地里“犁打耙打撬打”，靠着鸡婆鸭蛋钱，供其考上大学，完成学业。现在全国各地一大批有影响的骨干人才，都是恢复高考以后培养出来的。至于湘乡人当兵的热情，则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的湘乡人，靠着读书和当兵改变了命运。原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刘勇只读了三年书，他爱好写作，刻苦学习，白天出工，晚上写作，成了我国最著名的农民作家，有“南刘北赵(树理)”之称，刘勇出版了十多本小说、散文、戏剧作品，而这些作品多数是他在辛勤劳作之余，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在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宋文汉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成了和平时期军人勤学苦练、不断进取的楷模。

　　四是俭。就是生活朴素，节约财物，不浪费不铺张。湘乡人素来崇尚节俭，有很多好的传统。湘乡人家庭里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吃饭不能掉饭粒，掉到桌子上的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吃剩的饭菜舍不得倒掉，下餐热一热继续吃。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家的扣肉、红烧肉、鱼都要回锅十几次。过去，湘乡人对字纸看得很重，字纸不能随便处理，要保存下来，禁止烧字纸，不准用字纸擦屁股。这是因为，人们把书籍看得很神圣，认为书与圣人有联系，糟蹋书是对圣人的不敬，其次，过去书籍少，很珍贵，相信留下来总还有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显赫的家族、家庭在节俭方面也是十分自律的。曾国藩有“一品宰相”、“一衣大臣”的雅号。“一品”是双关语，曾国藩官居一品，但吃饭一般只有一个荤菜，而且这荤菜主要是虾米小鱼、豆腐鸡蛋之类，不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一衣宰相”指的是他在30岁的时候做了一件新衣服，平常舍不得穿，只是在过节或接待重要的客人时才穿，到六十岁的时候翻出这件衣服来看，还像新的一样，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不如旧、衣不如新”，意思是说人相交越久，感情越深，衣服还是新的看起来舒服。曾国藩要求家里女眷要穿自己做的衣服，由于统兵在外，无暇顾及女眷勤俭的情况，就立了一个规矩，要求每一年从欧阳夫人到媳妇、女儿要做一套自己满意的女红(衣服、鞋袜等)送到帅府，由他来检验，做得好的给予奖励。欧阳夫人才到两江总督府，曾国藩马上买了纺车让她纺纱织布。湘乡人的俭往往是与勤、善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勤事农桑、商贾，或通过入仕等途径，一些人家有余财。从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来看，湘乡人并不是为了当土财主、守财奴，他们往往心中向善，捐献资财，行善积德。行善积德的方式主要是捐资办学，救济灾民，修建祠堂庙宇，修桥补路等等。清末民国，湘乡的东山书院、东皋书院、陶龛学校、春元中学省内外闻名，都是由士绅或家族捐资办起来的。如东山书院由刘锦棠倡建，他捐银一千两。刘锦棠是首任新疆巡抚，于国家民族有大功。史载，刘锦棠打仗缴获归公，解甲归田后，生活简朴，“廉奉所余，则捐建本籍书院，兴办社仓，倡修文庙及试馆、宾兴堂”。陶龛学校位于谷水白鹭湾(今水府庙水库库区)，是罗氏家族的私学。1920年，罗輈重留美归国，他辞官归里，毁家办学，主持校务30多年，推行新式教育，使陶龛学校声名远播。

　　五是勇。湘乡人的勇武遐迩闻名，让人刮目相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慷慨赴死。如上所述岳麓山安葬的五位烈士。“扎硬寨，打死仗”是湘军作战的鲜明特征。湘乡将士的勇敢顽强、视死如归，无不令敌手胆寒。1858年11月，在安徽三河镇，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六千湘军精锐(百分之九十是湘乡人)与十四万太平军劲旅激战。危急时刻，李续宾对部下说：“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寇志，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义当死战以报国恩，不愿从者自为计”。部将皆曰：“‘誓与主帅共命’，‘愿从公死’。”是役，李续宾部全军覆灭，无一投降。其二，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著名报告文学《胡杨泪》的主人公钱宗仁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尽管他多次被一流大学录取，有关方面坚决不准他上大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读书梦，钱宗仁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一面奋力抗争，甚至远走新疆。他吃尽苦头，历经磨难，矢志不移，终于使自己学有所成。他虽然没能读大学，但却直接被招录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教书。他被称为“一株扎根在新疆阿那尔的胡杨，一个被忽略的倔强灵魂”。钱宗仁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报道后，感动了全国千千万万读者，成为催人泪下促人奋进的励志典型。像钱宗仁这样执着无畏的人在湘乡人中比比皆是。其三，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湘乡人视野宽阔，目光远大，敢于推陈出新，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从而闯出一片新天地。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是第一个开办枪炮制造厂的人，第一个制造火轮船的人，第一个办翻译馆的人，第一个奏请派幼童出国留学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湘乡人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常有人说，“湘乡人在家是条虫，出去是条龙”。确实，有的人看似平常，但由于敢想敢闯，遇到有利的环境，往往乘势而起，大有作为。因此，就是身边再平凡不过的湘乡人，也绝不可小看。比如周群飞，从打工妹开始，不断创业、扩张，如果没有敢想敢闯的勇气，就没有今天的蓝思科技，就没有今天的全国女首富。

　　湘乡人的精神是美好的，独特的，是值得每个湘乡人骄傲和自豪的。毋庸讳言，在湘乡人中也有弱点和不足。如有的人偏执、不可理喻，有的喜欢好勇斗狠，有的有眼红病，喜欢跟风。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值得引起警觉。

　　第四，弘扬湘乡精神。湘乡精神是湘乡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它是几千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湘乡人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美德、煌煌事功的结晶，是湘乡人灵魂深处的夺目光束，她照亮了湘乡人前行的道路，深深地影响着湘乡人的行为模式，成就了许许多多的湘乡人，也成就了湘乡。湘乡人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须继承和发扬湘乡精神。要丰富和扩展湘乡精神的思想文化内涵，更加彰显精神文化特质。在民国以前，湘乡精神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尤其是讲究诚意正心、明心见性、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宋明理学、心学对湘乡精神的形成影响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湘乡人应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集纳、融合多元的文化成果，使湘乡人的思想文化始终保持先进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要自觉践行湘乡精神，并且注重以湘乡精神来规范、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湘乡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执着、有血性，如果用“公”“诚”的要求，用爱国主义来规范、引导、激发，他们很容易变成“忠义血性”的典型，集合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但如果被邪恶势力如邪教组织利用，一些人易沦落到好勇斗狠的状态，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要加强对湘乡精神的学习、教育和宣传，让湘乡人对湘乡精神有广泛而深刻的心理认同。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注重湘乡精神的教育，培养青少年对湘乡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自觉理解和实践湘乡精神，发扬光大湘乡精神。现在的湘乡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湘乡有很大的不同，原有的某些优势受到了削弱，如地域面积和人口占比大幅减少；新的优势正在形成，如交通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湘乡人唯有胸怀天下，立足湘乡精神文化的沃土，扬长避短，至公至诚，克勤克俭，砥砺奋进，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才能不负先辈之荣耀，不负世人之厚望。谨以拙诗《涟水吟》后四句为本文作结：“漾漾流不尽，勃勃一域兴。一域何足奇，天下济太平”。

　　作者系湘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